古人称五月为 “毒月”“恶月”，《礼记・月令》记载：“是月也，日长至，阴阳争，死生分。” 此时阳气极盛却湿热交加，蚊虫滋生、五毒（蝎子、蜈蚣、蛇、壁虎、蟾蜍）出没，疫病极易流行。

　　从汉族的插艾草菖蒲、饮雄黄酒，到彝族进山采药、仫佬族 “赶虫船”、藏族采花沐浴，端午的核心始终围绕驱毒避邪、守护安康展开。它不是诞生于喜悦，而是源于古人对自然威胁的警觉 —— 与其说这是节日，不如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 “防疫仪式”。

　　丰子恺笔下的端午充满草木清香：清晨熏苍术白芷驱蚊虫，床头挂菖蒲桃枝辟邪，孩童额头用雄黄酒画 “王” 字，香囊里装满艾草、藿香、佩兰…… 这些看似 “迷信” 的习俗，实则是先民的智慧结晶。现代研究证实，艾草含挥发油可抑菌抗病毒，菖蒲提取物对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，香囊中的芳香物质更能提神醒脑、增强免疫力。

　　端午的诸多习俗都与孩子相关：用雄黄酒涂抹肚脐以防虫蛇，系五彩丝线（长命缕）祈福辟邪，佩戴虎头香囊寓意 “以虎镇邪”。梁实秋回忆，家中老太太总在端午挂钟馗图、给孩子抹雄黄酒，“辟邪” 二字背后，是长辈对晚辈最朴素的关爱。在湿热易病的时节，这些仪式化的照料，是中国人 “未病先防” 的健康观，更是藏在传统里的脉脉温情。

　　端午食粽不仅是纪念屈原，更有养生深意。糯米性温补中气，粽叶（芦苇叶、箬叶）清热利湿，红枣、红豆等馅料则能调和口感、补充气血。搭配一碗菖蒲茶或绿豆汤，恰好平衡了糯米的黏腻。古人用食物顺应天时，在节庆中暗藏 “食疗” 智慧，让口腹之欲与身体调理达成微妙平衡。

　　《左传》云：“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。” 端午节的存在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具象化。当其他文明在庆祝夏日来临时，中国人选择在端午设立 “防疫结界”—— 挂艾驱毒是 “备”，饮雄黄酒是 “防”，采药沐浴是 “治未病”。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与警觉，让中华文明在无数次疫病考验中得以延续。

　　“快乐” 是即时的情绪，“安康” 则是对生命状态的整体期许。端午的习俗里，没有狂欢式的庆祝，只有对 “平安度夏” 的朴素渴望：驱走五毒，盼家人无病无灾；采来药草，愿生活顺遂康宁。这种对 “稳” 与 “安” 的追求，贯穿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—— 比起短暂的欢愉，他们更在意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。

　　当我们说 “端午安康”，不仅是延续古老的祝福，更是在传承一种生存美学 ——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，始终怀揣对 “稳” 与 “安” 的向往，于细微处构筑生命的防线。